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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邑建置和马邑之争
(秦汉时期)
来源:朔州市新闻中心2018-12-05 1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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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不断强化。朔州地区的行政机构先后建置,境内的治理、营建开始走上规范化轨道,各项适应统治需要的职能不断得到完善和充实。这些为朔州地区此后涌现多个具有一定规模的郡县提供了必要的开拓性条件。

秦代,朔州大部分地区属雁门郡,东北部属代郡。雁门郡治善无县(治所在今右玉右卫镇),辖境约包括今朔州、大同中西部和忻州西北部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部地区,辖县可考者有:善无(郡县同治)、平城(今大同)、武周(今左云)、马邑(今朔城区老城)和楼烦(今朔城区梵王寺村)。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代王城),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24)置,辖境相当于今大同、朔州东部、河?#31508;?#35199;北部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东部地区,其中班氏(今怀仁东)在今朔州境内。《二十五史补编·汉书地理志补注》代郡班氏县条曰:“《秦地图》书:班氏,班壹,秦始皇之末避地于楼烦,以财雄边。楼烦为雁门属县,而代郡与雁门相连,疑县名因此而起,故特著之。”

西汉时,朔州地仍属雁门郡和代郡。雁门郡治善无(今右玉右卫镇),辖14县,在今朔州地辖善无(郡县同治)、沃阳(今右玉北)、中陵(今右玉威远西南8里)、马邑(今朔城区)、剧阳(今怀仁日中城)、汪陶(今山阴故驿村北)、阴馆(今朔城区夏关城村东)、楼烦(今朔州城南梵王寺村)、繁畤(今应县东张寨村北)。代郡治代(今河北蔚县),在今朔州地区辖班氏(今怀仁东马辛庄附近,古称去留城)一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设置13州刺史部,其中并州刺史部监察雁门、代9郡。此时的州刺史部?#30343;?#30417;察区,还不是一级政权,到了东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州正式成为郡、县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原来地方的郡县两级制变为州、郡、县三级制。

王莽改制时,改变了郡县的名称,一些地名连改数次。其时,雁门郡易名“填狄?#20445;?#21892;无易名“阴馆?#20445;?#32321;畤易名“当要?#20445;?#21095;阳易名“善阳?#20445;?#22482;县易名“填狄?#20445;?#39532;邑易名“章昭?#20445;?#20013;陵易名“遮害?#20445;?#38452;馆易名“富代?#20445;?#20195;郡易名“厌狄郡?#20445;?#29677;氏易名“班副”。

东汉初,安定人卢芳联合匈奴,在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建都,割据一方,?#21152;?#38593;门等5郡之地。建武十五年(39),卢芳投降汉朝,雁门等五郡之地复归汉朝,光武帝又将王莽更改过的郡县名称恢复过来。建武二十七年(51),定襄郡治所?#23665;?#20869;蒙古和林格尔西南部移治善无(今右玉右卫镇),省沃阳县,另将善无、中陵二县划入定襄郡。雁门郡治所由原来的善无迁到阴馆(今朔城区夏关城),朔州地属定襄郡、代郡和雁门郡,三郡均受并州刺史部监察。定襄郡属县有善无、中陵,其余不在朔州境。雁门郡属县有阴馆、繁畤、楼烦、汪陶、剧阳、马邑、埒县,其余不在朔州境。代郡在今朔州地区只辖班氏一县。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战祸频?#20445;?#26388;州地区又受外族乌桓、?#26102;啊?#32652;人骚扰,故郡县完全荒废。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始集塞下荒地设立新兴郡,治所九原(今忻州)。《三国志》载?#27721;合?#24093;建安二十年,“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不久,曹?#27827;?#31435;马邑县。

秦汉时期,朔州地区是中原王朝抗击北方强胡匈奴的前沿阵地,从秦筑马邑城养马始,西汉马邑之争、马邑之谋到西汉大军出雁门北击匈奴,?#32422;?#19996;汉与南匈奴马邑大战,金戈铁马不断,鼓角铮鸣寻常。当地的民众自然深受其害,但也保卫了中原地区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

另一方面,迫于匈奴的军事压力及巩固北方边境的需要,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就采用和亲政策?#26352;?#21644;汉匈敌对关系。据记载,刘邦的?#31508;?#21016;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张和亲联姻的“红娘”。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后,汉即与匈奴在长城脚下边境关市贸易,用?#24179;稹?#19997;织品、手工艺品等与匈奴交换马、骆驼、兽皮及毛织品。即使双方关?#21040;?#24352;,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商业活动也没有中止。“匈奴绝和亲,然关市仍未绝”。到汉元帝时,胆识不凡的宫女王昭君,为促进民族团结,自愿出塞履行政治联姻,成为名垂青史的杰出人物。尽管这些措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双方时战时和的?#32622;媯?#20294;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缓和了军?#40065;?#31361;,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促进民族融合,加强民族经济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朔州地区地处农耕文化和?#25991;?#25991;化的碰撞交融地带,经济活动农牧并重,商业活动亦较频繁。从班壹发展畜牧以财雄边,马邑之谋时匈奴单于在朔境看到牲畜遍野,可见当地牧业规模不小。从富商聂壹经常奔走往来于匈奴?#25991;?#30340;大漠和内地,?#19978;?#24403;地商业活动范围也很广阔。朔州地区走出的才女班婕妤,?#24471;?#24403;地的文化教育也非一片荒漠。1985年于朔州地区出土的西汉雁鱼灯,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尤其表明地处边疆的朔州一带,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也与内地相接近。

但是,严酷的战争环境,也使朔州地区社会前进的脚步屡遭阻滞。仅从人口状况一个方面的情况即可略窥一斑。史载,东汉永和五年(140),今朔州地区?#21152;?.8047万户,11.0760万人。而据《汉书·地理志?#33459;?#36733;的汉平帝元始二年(2)的户籍统计,今朔州地区总户数约为4.4946万,总人口约为18.3174万。在经过近140年后,朔州地区的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7万多。

秦汉时期,朔州地区较规范地设郡置县,行政管理能力明显增强。县域范围对后世行政区划影响明显。地域边塞文化的鲜明特征也是在这个时期基本形成的。总之,秦汉时期是朔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奠基时期。

(摘自《朔州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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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宁瑞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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